《異國兩制》提到中國描述香港的官方說法分為四種，目的是來強化中國國家權力、鞏固相關的殖民視角：將港獨現象定調為「被寵壞的孩子」所生的病、適應不良的「歇斯底里」可憐人、必須恢復的正常的「法外狂徒」、港獨思想就是「國家病毒或癌症」，以上每種病徵都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治癒。
▓ 管教香港「野孩子」這件事
無論是強化青少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還是打擊遏止「港獨」活動，維護社會穩定，都需要大家站出來盡自己的力量。也許我們會面臨壓力，但絕不能動搖。─—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週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談話，二○一七年七月一日
主張香港獨立的大多都是年輕人，其中最直言不諱的人更是年輕。民調顯示，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香港人有四十％支持獨立。但中國御用學者在研究香港民族主義的時候，卻刻意避開這些經驗事實，反而將其發展成某種象徵。他們說香港是一個被寵壞的孩子，不切實際，一意孤行，追求那些會傷害自己的東西，卻把更好的東西斥如敝屣。有了這種定調，港中關係裡面唯一成熟可靠的政治勢力就只剩下中國的中央政府，而管教野孩子的事情，中央政府自然責無旁貸。
「年輕」本身有很多種涵義，它可以代表思想開放勇於探索，打破陳規不囿陋習；也可以代表年少無知，意氣用事。漢人把持的中國政府在描述少數民族的時候，經常用「兒童」來同時呈現上述各種意義。這些漢人居高臨下，一方面想像少數民族原始素樸，對現代經濟政治文化一無所知，需要跟「漢族哥哥」學習現代的知識；另一方面又想像少數民族清純未染，可以讓漢人暫時跳脫殘酷的現實，絕聖棄智復歸於嬰兒。蘇珊．布魯（Susan Blum）就有一項精彩的研究在探討漢人看待「原始」少數民族的態度，她發現漢人自相矛盾，一邊高高在上，一邊又充滿孺慕。
相比之下，官方學術著作中的香港形象甚至比少數民族的形象更為單調。二○一九年，田飛龍在《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列出香港「青年本土主義」的六個特徵，每個特徵都是負面的：（一）未能理解一國兩制與基本法。（二）擁抱無政府民粹主義，選擇激進政治進程。（三）煽動武裝暴動，破壞香港對法治的尊重。（四）誘使人民採取越來越激進的立場。（五）天真擁抱臺灣政治人物與外國勢力。（六）不願意進行建設性對話、合作、規劃政策，只願意為反而反、一味拒絕、無謂掙扎。
田飛龍警告我們，這些孩子很有問題，六大特徵全都犯了同樣的錯誤，而且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年輕人不理解《基本法》或是立場漸趨激進，都不會有什麼好處。中國的香港研究就是這樣，它們在經驗事實上面貼上一個帶有多重意義的符號，讓人們認為香港目前的「年輕」政治文化完全有害無益。
▓ 走失的孩子，終於回家了！
這些說法還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描述的香港不但是個孩子，更是個迷失的孩子，已經失去了異族原有的純真。香港在一九九七年移交時，中國官媒不斷把它說成一個走失的孩子，終於回家了。但是當團圓的喜樂逐漸消失，大家都得住在同個屋簷下之後，中國政府這個「父母」不得不開始處理這個喜怒無常、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在外面受到的壞影響。桑普在將香港視為「中國孤兒」的研究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這個問題，認為香港不僅一直活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之外，而且被保護得太好了。從親生父母的角度來看，這個迷失的孩子被可惡的外國殖民者寵壞了，心智還沒成熟就接觸危險的現代社會，讓原本的赤子之心腐化殆盡。請注意，這種描述跟中國官方眼中的少數民族不同，官方眼中的少數民族是在渾元本真的環境中長大的赤子，尚未受到現代化的影響；官方口中的香港，赤子常德卻早就敗壞，心中充斥各種負面影響。中國官方之所以要把香港直接抹黑成壞小孩，可能是因為香港的地位讓中國陷入焦慮。香港顯然有很多制度和特色是中國必須學習的，中國不願承認，只好靠著官方敘事一味逃避，讓人們以為香港一無可取，而中國政府的道統穩如泰山且不可挑戰。
隨著香港「回歸」祖國家庭之後，各種法規限制卻讓「父母」無法好好處理面對孩子的乖張反叛，無法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愛之深責之切。例如田飛龍就說，一國兩制雖然是中國統治香港的法律基礎，實際上卻成為香港陷入「孤立」的過時阻礙。這種政策雖讓香港保有高度自治，卻也讓香港逃避身為中國一部分的現實。黃晨僕則表示，一國兩制使得殖民時代的許多遺毒揮之不去，香港學校深陷「反共」和「反華」的思想驅動，成為西方勢力的「洗腦中心」。他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成為理想的教育家，而且毫無保留地砲轟「很多香港教授和教師都並不熱愛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不適合成為年輕人的榜樣」。
過去自由報導的媒體更是西方勢力留下的毒草，它們在一國兩制的教唆之下，喪心病狂地抹黑共產黨。香港的主流政黨過度政治化，讓民眾無視最基本的生計問題，使香港年輕人的收入停滯不前，永遠買不起房，無法自在築夢。而中國「父母」之所以無法好好照顧，都是因為孩子之前被外面的朋友帶壞，「父母」雖煞費苦心，卻因各種框架和遺毒而事倍功半。
▓ 我的孩子很乖，一定是別人帶壞他！
自陳浩開始，香港在中國官方的宣傳中就是一個腦中充滿壞思想，因各種惡習而走上歪路的「被寵壞的孩子」。法律保障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這些「西方」玩意，從根本上就不符合中國的「國情」。自一九八九年後，歷史的驅力將中國導向經濟發展之路，這些所謂的「自由」不僅只是外國人不切實際的瞎扯，更是中國崛起的障礙。田飛龍認為，香港就是因為這些腐敗思想四處流竄、殖民陰影揮之不去、教育和媒體的煽動，才變得越來越激進，無理取鬧地要求獨立。香港人之所以希望獨立，只因完全誤解了法律和港中關係，甚至完全脫離現實；而港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誤解，都是因為一國兩制的規定讓中央政府鞭長莫及。至於其他殖民地所搞的「自決」，對香港而言更是華而不實的昂貴玩具，港人會想跟「父母」索討這種東西，只是證實了他們幼稚魯莽，不僅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也無法判斷要求是否實際，只會用幻想中的空中樓閣不斷跟父母胡鬧。至於孩子們別出心裁的說法全都只是為了買玩具瞎矇出來的故事，根本不值得認真對待，更不需要花心思反駁。因為無論孩子嘴裡怎麼說，只要你沒能讓他滿意，他就會發脾氣、尖叫、在地板上打滾。那些越來越極端的抗議方式，以及根本不願意好好坐下來談的態度，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些「孩子」明明幼稚頑固，一國兩制卻設下同樣頑固的權力約束，讓「父母」的愛伸展不開。打從一九九七年回歸談判以來，港中關係就一直有個基本問題：香港的政治制度遠比中國先進，但香港事務卻歸中國這個「父母」管理。一國兩制承認這件事，卻沒有完全解決，反而要求注定不受法律約束的中國中央當局去遵守法律約束、不干涉香港自治。然而，把香港描繪成無知衝動的孩子，逆轉港中之間的高低關係之後，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因為香港那些無窮無盡、有時甚至無從預測的政治要求，全都成了香港無法好好管理自己事務的鐵證。只有中國這個成年人才能真的把事情處理好。
照這種說法，一國兩制用法律阻止中國干預，不僅不是在保障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和成熟的公民社會，反而是讓香港一直幼稚地胡鬧下去，揮舞著「自治」的大旗把自己帶向毀滅。中國的干預並不是讓一個無法問責的獨裁集團破壞香港的法治和政治制度，而是給父母一個把誤入歧途的孩子拉回正軌的機會。田飛龍認為，繼續放縱香港的政治「年輕幼稚」下去，香港就完了，只有暫時放下一切規則，讓成年人介入，才能重訂規矩撥亂反正。這雖然很反直覺，卻非常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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