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言和世界之間存在著缺口。並非所有的事物都能變成語言，並非發生的一切都能在語言中找到表達方式。並非所有在這個語言中的母語者都能「存在」，這不是因為他對語言的掌控不夠，而是語言本身就有其不足之處。
不是所有情境都能在語言中「存在」
透過觀看奇怪的符號，這個符號再形成單字，接著組成句子，然後我們可以瞬間墜入其他的世 界裡；肉體仍在椅子上、床上、火車上，精神上卻在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地方、在陌生人的生活及腦海中，和他們一起哭一起笑。很特別對吧？這就是語言的力量。然而，這個語言同樣可能會令我們說不出話，因為它沒有字句能表達我們的經驗。這些經驗往往無法被他人理解，甚至可能無法被有相同經驗的人理解。英國哲學家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以性騷擾為例，說明如果我們無法明示我們經歷的折磨可能會導致何種後果。一九六〇年代，「性騷擾」這個詞在美國尚未普及，當時對於 這個詞彙所描述的狀況不存在於社會共識。以職場為例，這經常被視為調情，甚至還被當作是種讚美：做出騷擾行為的上司不覺得自己不對，他因為社會理解的缺乏而占便宜；而遭受騷擾的員工既無法明示這個事件，也無法採取任何措施以在未來保護自己。他們的經驗不存在。直到這個詞彙變得較為普及，大家對性騷擾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這個問題才為社會所正視。
這種「語言學缺口」留下的無力感很是顯著：受害者無法以言語表達問題，加害者不覺得做錯事。於是不公義無法化成語言，沒有足夠多的人察覺這個不公義，大家依然無言且無能，結果就是他們遭遇的事實持續被他人無視。
如何作為一個「好的」女性？由男性來標示
一九六三年，美國作家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的著作《女性的奧祕》（The Feminine Mystique）首度出版時，美國的婦女雜誌（和德國一樣）仍然由男人執筆，他們描述並決定女人應該如何生活、應該感受什麼。男人主導主題為「女人」的學術觀點，論述她們的心理、歇斯底里、天 性、能力、弱點和使命。簡言之，他們認為好的美國郊區白人女人的公眾形象是：在母親和家庭主婦的角色中獲得完全滿足，而且享受她的完美生活。傅瑞丹在她的書中抨擊這種婦女形象，不僅是出自抽象的觀察，也出於她對自身作為母親、妻 子和受雇者的不適感的驅使。為了探討這種不適感背後的結構，她採訪了兩百位女性並得出這樣的結論：她和這些白人女性在郊區過的生活存在著「根本上的錯誤」。她寫道：「我們作為女人的真實生活和我們試著去符合我稱之為『女性的奧祕』的形象，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奇特的差異」。
然而，在她能夠闡述這個差異之前，正是以下觀察讓她看到個別女性所謂的個人、獨特不快樂的結構與模式：
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個早晨，在距離紐約十五英里遠的郊區，一位四個孩子的母親和其他四位母親喝著咖啡，我聽到她以絕望的口氣說著『問題』。她不需明說，其他人就明白她指的不是和丈夫、孩子或家庭有關的問題。 一時間，她們突然了解她們全都有著相同的問題，沒有名字的問題⋯⋯不久，當她們從幼兒 園接小孩回家睡午覺之後，其中兩個女人哭了起來，如釋重負般，因為她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
為什麼這些女人的問題沒有名字？澳洲女性主義學者戴爾・史班德（Dale Spender）認為，「標示事物、歸類結果、賦予生活意義，這些不只是男人的領域，也是他們權力的一個基本特色。」誰來解讀這個世界？誰來描述？誰被描述？誰來標示？誰被標示？
想像一下，一個西班牙人的船在前往墨西哥的海上偏離航行軌道，在漢堡港拋錨。他認為他發現了漢堡。想像一下，這個「發現漢堡」的時刻不只進入他個人的歷史，也進入世界歷史。彷彿在進入這個場景之前，那裡什麼也沒有，沒有歷史、沒有生命、沒有傳統。想像一下，由於這個「發現」， 漢堡的人民不僅慘遭大規模屠殺，財物被掠奪，從此還不情願地被叫做「墨西哥人」。當我們將個人觀點絕對化， 我們就是在尋找語言上的他人支配權。
—— 羅伯特・哈柏克（Robert Habeck）
這將構成死守著無知、暴力、謀殺、殖民統治觀點的堅持。如果我們為稱美國原住民為「印地安人」或為「黑鬼」的說法辯護，那我們便是延續著殖民者、蓄奴者的去人性化觀點。
如其所願地稱呼他人不是禮貌問題，也不是政治正確或進步行為的象徵，它就只是一個合宜得體的問題。我拒絕稱呼他人不願被稱呼的名字，拒絕壓制他們的觀點，而是給予空間。
這個世界上有許多觀點，就像人一樣多。每個觀點都侷限於自己，所有人都有偏見，並且受限 於自身經驗。如果特定觀點（如白種歐洲人或北美人的觀點）凌駕於其他人之上；如果他們狹隘的觀點宣稱有主導權，宣稱具有普世價值，並且客觀又中立，那麼其他觀點及經驗便會失去他們的有效宣稱，彷彿它們不存在一般。
恭喜你們，以後不用再假裝被哈維・溫斯坦吸引了
然而，每當主流觀點及其對普世價值的主張遭到質疑及挑戰，就會引起軒然大波。「男性說教」(mansplaining)、「男性開腿」(manspreading) 或「老白男」(gammon)等字眼遭到反抗，是因為它們翻轉了觀點：被規範者描述規範者，這不僅揭示了自以為中立的態度可以多麼具體與壓迫，也闡明了歸屬原則本身。所以老白男也許是有史以來第一次被泛指為一種類型：享有特權、不容質疑他的特權、拒絕女性主義及反種族歧視立場。這種質疑並非一夕生成，而是醞釀多年的結果，它隱藏在嘲諷、笑話與笑聲中。二〇一三年， 演員賽斯・麥克法蘭（Seth MacFarlane）主持奧斯卡頒獎典禮。他宣布該年五位最佳女主角入圍者，等到觀眾的掌聲靜止下來後，他繼續說：「恭喜，你們五位女士以後不用再假裝被哈維・溫斯坦吸引了。」四年後的二〇一七年十月，更廣泛的大眾開始了解這個笑話：#MeToo 運動讓女性之前被隱藏的暴力經驗曝了光。
網路讓新觀點從沉默中浮現，不再需要像傅瑞丹於一九六三年必須採訪數百人，網路創造了數位談話領域，讓數百萬潛在網友於其中分享自己過去被漠視及忽略的經驗。二〇一三年九月，幾千名推特用戶以「#凝視」（#SchauHin）公開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種族歧視的經驗。那並不是難民的住屋被焚燒，也不是極右派的恐怖行動，而是在日常生活、校園、工作中、大眾交通工具上，或是在找房子時遭遇到的種族歧視。這是德國幾千人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件。
這些事件發生得如此頻繁且如此隨興，以至於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的人也學會將它們正常化了。
（中略）
你有遇過歧視嗎？日常生活就能提供充分的經驗
#凝視 引發了一場關於日常種族歧視的廣泛媒體討論。它一再提供機會，讓日常種族歧視變得 有意義且能被理解，不需要我們通常需要的那種特殊理由來關注社會的這一層面，例如燒毀房屋和死亡人數，而是就是如此，因為日常生活就是充分的理由。眾多經驗清楚表明它們不是單一個案，也不能歸因於個人的過度敏感，而是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透過為不公義行為命名，我們給予它空間，讓它易於理解，經驗就不再無名、無法形容。當個人在 #aufschrei（呼喊）、#ＭeToo、#SchauHin或 #metwo 活動裡證實其他個人的經驗，社會觀感就會產生變化。過去只有當事人看得見的事物，現在局外人也 看見了：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就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在德國無所不在。
一位製作 #凝視 電視報導的節目編輯告訴我，當他在街上採訪路人，詢問他們在生活中遭逢種族歧視的經驗時，幾乎所有人都不以為然。他們說自己從來沒有碰過這種事。但是幾分鐘之後，許多人掉頭回來，因為他們想到了些什麼。然後還有別的東西。然後又有一些。然後，又有一些。
一個不動的人不會知道身上有枷鎖。
—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
語言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館——由沒有「標籤」的人來命名
為什麼我們社會中某些特定族群的經驗和觀點無法或者必須經過漫長抗爭之後，才能找到進入主流語言的路？誰有權為經驗、情況、事件、人和人群命名？我們可以將語言想像成一個對我們展示外面世界的巨大博物館。你可以在這個博物館停留數週、 數月、數年，甚至一輩子。你在那裡待得越久，你理解的東西就越多。你可以沉浸在你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世界，一切都整齊分類，名稱和定義一目了然。你能找到各大洲的物品、生物、植物，還有概念和理論、思想和感覺、幻想和夢想。有早已不復存在的事物，也有具有高度話題性的事物。
這個博物館裡有兩種人：有名者（標籤者）和無名者（無標籤者）。
無名者的存在不容置疑。他們是標準，是規範，是尺度。
他們自由自在地遊走於語言博物館裡，因為語言博物館就是為他們這類人量身打造，它以他們的觀點展現世界。這並非巧合，因為博物館的展覽正是由他們一手策劃，他們決定什麼該展出，什麼不該。他們為事物命名，為它們分配定義。他們是無名者，但是他們卻掌握命名（貼標籤）的權利，他們同時也是命名者。
是的，語言博物館為我們打開了世界的大門， 但是它絕對不是完整包含其完整性和多樣性，它只是抓住命名者按自己的感官和經驗所理解的東西， 如此而已。
其他無名者察覺不到這種侷限，他們甚至渾然不覺自己的世界觀由他人操控。他們穿梭於語言博物館的自在輕鬆，只有當我們觀察第二種人（即有名者）時才會明顯可見。有名者首先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和命名者標準不同的人。
在無名者的世界中，這些有名者是不被預見的異類。他們奇怪、不同，有時候不平常、也不熟悉。他們是惱人的，不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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