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
- 您說現在對您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您的思想。儘管您從事的活動包羅萬象，從投資到慈善都有，但這些活動其實都緊扣著您的哲學思想基礎，彼此相互串聯。您的反射性理論（theory of reflexivity）、投資理念與對開放社會的承諾三者如何結合為一呢？可以請您說明一下嗎？
好，讓我試試。畢竟這一直是我人生的目標：我的存在由截然不同的元素組成，我希望將這些元素化為一個連貫的整體。
- 您從事的各類不同活動背後是否有個化零為整的概念呢？
我會用一句話來作結：我相信自己的易謬性（fallibility）。這句話之於我就如同「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之於笛卡兒（Descartes），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笛卡兒的箴言僅關乎在思考的人，而我的信念則同時關乎我們生活的世界。我們的迷思與誤解會影響我們的決策，我們的決策則形塑了我們參與的事件。易謬性之於人類事務就如同突變之於生物學。
這個概念對我來說極度重要。在我能夠把它濃縮為短短一句話之前，它就已經引導著我的人生。至於這個概念對於他人是否有同等的重要性，這就不是我能決定的了。
- 您對於自身易謬性的信念如何引導您的人生？
實務上，在賺錢和送錢這兩方面都受到牽引，但金錢並不是我人生的重點。對我而言，金錢是達成目的的工具。我的職涯之所以以金錢為重，是因為我意識到這個社會傾向誇大金錢的重要性和用金錢定義價值。我們以作品能賣到多少錢來評價藝術家，以能募集到多少錢來評價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則往往以自己能夠在檯面下賺到多少錢來評價自己。我之所以被世人認可，並不是因為我的哲學思想或是公益慈善，而是因為我賺錢賺得很成功。主流價值對金錢和財富的偏愛正是我所說的易謬性。
為了讓易謬性這個概念更容易理解，也再次加強這個論點，我的主張是，撇除少數人，人的思維構建（mental construct）都確實存在缺陷，或是有出現缺陷的可能。人的思維架構中可能會包含真相，但真相的部分很可能會被放大到扭曲現實的程度。
面臨自身不完美理解（imperfect understanding）的問題，其中一個應對方式是把我們習得的各種知識、經驗或洞察，套用在它們範疇外的領域。視知覺（visual perception）是如此，我們可以用自己能看見的東西去填補視覺盲點，在許多其他複雜構建中也是如此。
- 您說的思維構建是什麼意思？
我指的是我們思考的產物，無論是留在腦海中或是以言語或制度的方式外顯於世上，像是金融市場、各種匯率體系，或是聯合國，或民族國家，或是法治架構。停留在我們腦海內的思維構建包羅萬象，從單純的感官知覺到複雜的信仰體系都包含在內，它們有可能與我們所居住的世界有關，也可能無關。而那些外顯於世上的思維構建則構成了我們居住的世界極大一部分。
而您認為這些思維構建都有缺陷。
要解釋所謂有缺陷的思維構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檢視它的例外——沒有缺陷的思維構建。我們能夠做出真實或虛假的陳述，這些陳述並無缺陷。在我們能夠仰賴真實陳述（true statements）的情況下，我們就能夠獲得知識。唯有當跳出了這種「構築良好」（well-formed）的陳述時，我們的思維構建才出現了缺陷。
因此，我們必須檢視自己究竟能夠做出什麼樣的真實陳述。有些個別陳述對應到明確的事實，也有一些陳述的真實性可以透過其他陳述演繹得知，這類型的真實陳述在數學和邏輯的領域中尤其常見。我們最偉大的成就在於科學，透過結合放諸四海皆準的概括性陳述，形成解釋和預測。但誠如卡爾．波普所示，這種概括性陳述沒辦法證真，只能證偽。它們的本質仍然是一種假設，時時都要受到證偽檢驗。
這些形式的知識都有一個共通特點，也就是存在能夠用於判斷它們真偽或可信與否的可靠事實或規則，但前提是我們要知道怎麼運用這些事實或規則。這些判斷條件之所以可靠，是因為它們獨立於被檢驗的陳述與進行檢驗的人之外。
如果把我們的處境想成是人類試圖了解自身所處的世界，你會意識到我們不能只把思考侷限在獨立於我們思考外的主題。我們必須做出與生活相關的決定，而要這麼做，我們就必須抱持不能算是知識的觀點，無論我們有沒有意識到這件事都一樣。我們必須仰賴信念。這就是人類面臨的處境。
認知到人類面臨的處境這一點，也不太能算是知識。如果它能算得上是知識，那就自相矛盾了。但它能夠提供一套在眾多信念中，更為適合人類處境的信念。至少我在主張自己具有易謬性時，是抱持著這樣的信念。
我在斷言自己具備易謬性時，其實是在說明一個信念——這個信念當然也符合哲學，有其脈絡，但它仍是個信念。我沒辦法用笛卡兒證明自己存在的方式來證明這個信念。我曾經試過，卻徒勞無功。要能夠證明自己的易謬性這件事本身就存在矛盾。同理，一個人應該沒辦法證明自己的易謬性這種說法，才有一致性。所以我一點也不介意把我陳述中含有的事實看做一種信念。
這樣做背後有重要的意涵。它代表我們需要有信念來引領我們度過人生。我們不能單靠邏輯思維。理性思考有其用處，但也有它的限制。如果我們堅持只做合乎邏輯的事，就無法應付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了。相反地，相信自己的易謬性可以讓我們走得更遠。它能夠一路指引我們人生。
這麼說來，您提供給我們的是人生的哲學。
對。哲學已經退化為一個學術專業，但它其實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們的生活不能缺少一套有脈絡的信念。問題在於我們有沒有辦法在認知到自己的信念本身就有缺陷的基礎上，抱持著一套信念生活？我相信可以，在我的人生中，我也始終受到自己的易謬性引導。但我在傳達自己的想法和說服世人接受這些想法上做得就沒那麼成功了。這就是為什麼我自認是個失敗的哲學家。
您如何得出自己的哲學？
這趟旅程相當漫長。如您所知，我深受卡爾．波普的影響——不僅是《開放社會》一書的概念，他對科學的哲學對我影響更大。他認為我們對世界的了解本身就不完美，我認同這個想法。我把不完美的肇因歸結於我們自身就屬於這個我們試圖了解的世界的一部分，且我們也是形塑這個世界的一份子。
當我還是個經濟系學生的時候，我認為古典經濟學理論中，完美知識（perfect knowledge）的假設很奇怪，完全競爭的理論尤其奇怪。加上我的數學不好，所以我比較喜歡挑戰那些假設，而不是研究建立在那些假設上的公式。仔細思考以後，我認為經濟理論奠基在錯誤的基礎上。我就是從這裡開始，發展出認可思考與現實間存在雙向互動的反射性理論。
我的思辨從邏輯上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問題和說謊者悖論（paradox of theliar）中的邏輯問題出發，經過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類型論（theory of types）和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推導出我的反射性理論。
- 您可以解釋一下說謊者悖論嗎？
古代克里特（Cretan）哲學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說了這麼一句話：「克里特人總是說謊」。假設這個陳述為真，那麼克里特人總是說謊就不成立了；因此，這個陳述是錯的。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悖論，是因為埃庇米尼得斯做了一個自我指涉的陳述。我試著從自我指涉的概念中推導出我的反射性理論，但這樣做卻造成了邏輯上的不確定性。我進一步認為這個邏輯上的不確定性與因果不確定性有關，原因在於事件的發展是由抱持不完全知識的參與者形塑。其實我現在已經不那麼確定自己需要用自我指涉的理論來佐證反射性理論的概念。我已經為它犧牲了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共三年的光陰了。
- 為什麼會這麼困難呢？
要想證明我們的瞭解本身並不完美其實是件有點弔詭的事。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已經接近答案了，但我總是被自己羅織出來的網絆住。我不知道這是因為自己在嘗試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還是因為我不可能成為哲學家，可能兩者皆是。或許人可能就是要白費三年的力氣才可能發展出自我易謬性的信念。但仔細想想，你可能也會同意，一個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如果不花個三年的時間思考，也不可能做出以知識為基礎的決策。
知識關乎事實，而參與者的決策與事實無關。與參與者的決策有關的是未來的某件事，參與者的決策在這些事務化為事實的時候被納入其中。一旦接納這個觀點，你就必須要意識到參與者的思考與事務的實際狀態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兩者也不可能相互獨立。
其中的關係更為複雜。一方面，人的想法反映出現實狀態——我稱之為認知函數（cognitive function）；另一方面，現實狀態又會受人的決策影響——我稱之為參與函數（participating function）。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這兩種函數作用的方向相反。在範疇很窄時，這兩種功能會重疊：人會去思考被自己的決策影響的事件。這些事件和自然科學研究的事件擁有不同的架構；這種事件需要不一樣的思考方式。我把這種事件稱為反射性事件。
- 不同之處在哪裡？
自然科學研究的事件不會受到任何人的想法影響，因此自然科學可以將發生的事件視為一連串的事實。當事件包含具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時，因果關係鏈無法直接將一組事實連接到下一組事實；只要參與者的想法在事件中有作用，事實就會轉為觀點，觀點再轉為決策，決策再化為下一組事實。一組事實與下一組事實之間也會有直接關聯，那也是所有自然現象的特質。但如果把比較迂迴的那條關係排除在外，必然會扭曲現實。當人們的想法很貼近現實狀況時，扭曲就可以忽略；但當觀點和現實狀況差距甚遠的時候，創造出的扭曲就會非常明顯。
- 兩者為什麼會出現巨大落差呢？
因為認知功能和參與功能可能會相互干擾。干擾發生時，會在參與者的思路和事務的實際狀態中都創造出不確定性。這兩者能夠走得南轅北轍的程度實在令人讚嘆。
＊內文摘自《索羅斯談索羅斯》（Soros on Soros: Staying Ahead of the Curve），第九章—失敗的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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