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語言不見得是你的語言，就算母語也一樣。
德國作家庫布拉．古慕塞（Kübra Gümüsay）在《我說，所以我存在》裡很真切的刻畫了這件事情，他是土耳其裔在德國的移民，是伊斯蘭教徒和女性，多重身份寫下的交織經驗，拿到台灣這個多族群的社會，一樣適用。Gümüsay的描述值得親自閱讀，以下我試圖用哲學眼光下的台灣脈絡，來呈現他思路的其中一小塊。
人類社會由一堆人類的合作活動構成，理想上我們希望這些合作盡量出於自主並對大家公平，要你活在一個剝削你的社會，你或許寧可搬去無人島。然而，要讓合作盡量公平，人們必須用語言溝通協調，這即是為什麼——言論自由是社會的基石。如果某些人缺乏言論自由，無法在吃虧時抗議，向其他人描述他們的不堪處境，並且爭取改善，那我們的社會就無法減少不公平的合作。
然而，一個社會怎樣才算是具有足夠的言論自由，讓大家可以互相溝通自身處境？
履行夫妻義務或師生權力關係
究竟滿足誰的需求？
一種對言論自由的想像是，當人們想發表意見，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政府不干預。在這種想像之下，政府或許可以在你詐騙、抹黑、擅自預報氣象、散佈傳染病謠言的時候處罰你，但其餘大部分的時間，得讓你自由發言。當社會和政府確保人們能夠批評社會和政府，一切才有機會改善，變得更好。不過，就算人人能暢所欲言，也不代表人人能表達自己的處境。也就是說，要能妥善表達，你的處境得要能被語言描述，而這取決於你手上有多少語言和概念。或者用哲學家弗里克（Miranda Fricker）的話來說，社會提供給你多少「詮釋資源」。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語言和概念是因應人類的需求而發展出來的，社會越看重哪些人的需求，就會發展出越豐富的語言來描述那些需求。
想想這些例子：過去社會普遍認為丈夫可以不顧妻子的意願與其性交，因為妻子應該履行「夫妻義務」，同時大家也覺得老師體罰小孩沒什麼，因為師生關係是某種「特殊權力關係」。這些概念之所以造出來，主要是為了滿足女人和小孩的需求嗎？並不，他們是為了滿足男人和老師的需求。
另一方面，社會越忽視某些人的需求，相對應的語言概念就發展得就越慢。
例如，「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一詞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才被美國的女性主義者發展出來，至今不過六十年歷史。六〇年代之前的人類社會裡，沒有性騷擾這種行為嗎？當然不是，只是性騷擾受害者的困境一直以來沒受到足夠重視。這或許跟他們大部分是女性有關，現在雖然大家都能了解「性騷擾」這詞的意思，但在女性遭受性騷擾甚至性侵的新聞底下，依然不時可以看見「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是不是價錢談不攏」這樣奚落的留言。
除了「性騷擾」，還有其他許多概念，對於社會溝通來說相當重要，但出現的時間相當晚近，例如：壓迫、剝削、歧視、霸凌、邊緣化、跨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對於一些人來說，這些詞夠多了，不該一直長出來，他們會抱怨：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擺脫政治正確，讓「語言歸語言」？他們難以理解：他們自己不需要更多詞，因為過去的語言是為了他們的需求而發展，不是為了社會中的其他人。他們被語言百般呵護，因此無法看見其他人的痛苦。
國語口音帶來刻板印象
語言不客觀也不公正
人人可以說話，大家在說話上就都足夠自由嗎？並不是。語言不是憑空而生，而是逐漸發展而來，當然，並不見得是為了你發展。若回到民國六〇年，或許夫妻都懂「夫妻義務」的意思，但這個詞帶來的自由是給丈夫，而不是妻子。有時候，你的語言不是你的語言。如果你說話有台語腔或原住民口音，那國語其實不是你的語言，因為當你開口，就受到刻板印象的貶低。如果你在台灣是被邊緣化的少數，以至於有一些需求或困境，難以用國語描述，那國語其實不是你的語言，因為它滿足的是別人的需求。然而你還是得要會國語，不然你無法在台灣受教育、找工作、活下來。
有時候，你的語言不是你的語言。學會同一個語言，有時候別人得到一些自由，但你反而少了一些自由。語言不是客觀公正的，在《我說，所以我存在》裡，Gümüsay把語言描述成一棟博物館：「語言博物館為我們打開了世界的大門，但是它絕對不是完整包含其完整性和多樣性，它只是抓住命名者按自己的感官和經驗所理解的東⻄，如此而已。」
我們應該慶幸，德文和中文至少還豐富到能夠以如此生動的方式寫出語言本身造成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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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所以我存在：語言如何形塑我們的思想並決定社會的政治》
作者：庫布拉．古慕塞（Kübra Gümüşay）
譯者：杜子倩
出版：堡壘文化
2020德國非小說獎入圍✕亞馬遜評價4.6顆星✕長踞德國明鏡週刊暢銷榜
「庫布拉用自己土耳其在德國移民、懂四種語言（土耳其語、阿拉伯文、英文、德文）、伊斯蘭教徒及婦女等身份，來談現有語言的限制與力量、弱勢族群的標籤、社會與政治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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